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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高凡 王思晗

5月11日，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結果公布，我國60歲及以上人口為2.64億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1億人，占13.50%。與2010年相比，60歲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5.44個百分點，老齡化程度進一步加深。

根據2020年10月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數據，近年來我國人口預期壽命不斷延長，2019年底居民人均預期壽命已提高至77.3歲。

老年人是慢病的高發人群，65歲以上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超六成，他們普遍對藥物和疾病管理有更大的需求。

隨著我國人口結構的轉變和數字技術的興起、成熟，作為解決慢病管理難題的新興手段——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應運而生，但是其發展卻面臨諸多難題，盈利狀況不容樂觀。

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興起

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屬于互聯網在線問診業務大類，指的是區別于傳統慢病管理模式，由互聯網醫療企業搭建平臺，連接線下藥店、醫生、保險機構、藥品經銷商及供應商等多方角色，通過智能設備、AI、大數據等新興科技，介入慢病患者問診、開方、用藥和健康狀況監測全場景的新型醫療健康管理業務。

和互聯網醫療企業提供的其他病種服務不同，理論上，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有3個主要特點：醫生和患者的互動更加頻繁，即開方和問診的動作頻次更高，所以相對于其他病種，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更容易產生重復性收入；慢病患者對于對醫生的品牌效應要求較低，對特定醫生的依存度更強，更加追求醫生的穩定性和可靠性；慢病患者對院外健康管理的需求更加強烈。

當前，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的提供方主要有兩類：一類是專業提供慢病管理相關服務的互聯網企業，如醫聯、智云健康、云開亞美等；另一類是綜合類互聯網醫療企業，如京東健康、阿里健康等。后者代表企業業務布局廣泛，往往僅將慢病管理服務作為一個單獨的業務板塊或者重要的發展戰略。

根據慢性管理提供服務種類和服務面向對象的不同，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的盈利種類可以大致分成三種：醫藥、醫療器械自營和第三方平臺業務；線上慢病問診管理服務（開方、問診）；售賣面向線下藥店和醫院的智能SaaS系統。

補貼轉化率低，問診收入占比偏小

一個互聯網公司的崛起往往和長期穩定的用戶流量密切相關，所以一般都要經歷一個大量燒錢補貼的初創期。當前，無論是對于某個具體的互聯網醫療公司還是對于整個在線問診行業，在線問診業務均處在前期發展階段，所以也正利用大量的平臺補貼，增強醫患雙方對平臺的粘合度，進而培養用戶習慣。

雖然在線醫療從“發單”到“接單”的服務模式和在線用車和在線餐飲行業類似，但是從問診需求和補貼的關系角度來說，在線醫療同這兩個行業又存在顯著差別。

其一，由于普遍存在的風險厭惡心理和現有技術無法將復雜的醫療管理場景線上化的現實，用戶對互聯網醫療的信任培養周期更加漫長。

其二，因為問診非日常需求，此類需求的頻次相對更低，用戶從上一次密集打開App到下一次打開密集App間隔太長，這就降低了對平臺的黏性，導致補貼轉化率相對低。

其三，現在互聯網醫療整體做的還是問診業務，在疾病預防方面的動作非常有限，而問診需求往往集中只在小部分患病群體，所以這就使得用戶范圍十分受限。

在財務層面，2017-2019年，京東健康的商品收入（藥品、醫械和健康產品銷售）約占收入的90%左右，服務收入（包括線上平臺、廣告及其他服務）約占收入的10%左右。而在線問診業務收入只是服務收入的一個小分支，正如京東健康在2020年發布的招股說明書中所說：“于往績記錄期間，該等服務產生的收入僅占我們服務收入的極小部分。”

2020年，阿里健康互聯網醫療業務收入約為3800萬元，約占阿里健康主營業務收入的0.4%；2019年約為1200萬元，約占0.2%。從營收占比可以看出，在線問診業務也只是阿里健康業務板塊中極小的一個。

平安健康缺少電商基因，其商業模式和京東健康和阿里健康存在差異：醫藥自營在營收的占比明顯比阿里和京東要低，在線問診占比高。以2020年披露的數據為例，在線醫療業務收入（主要是家庭醫生，不包括消費型醫療，因為后者主要依靠線上平臺和線下機構聯動來賺取收入）占到主營業務收入的17.55%。

具體到業務動作，三家互聯網在線問診公司又做得如何呢？

截止到2020年底，京東健康、平安健康的日問診人次分別達10萬余次和60萬余次（阿里健康未公布業績）。但是根據各家的“瘋狂補貼”動作來看，我們猜測這其中真正需要C端付費的單量占比應該不大，或者說主動來問診的單量占比應該不大，那么剩下的大量問診單應該就是所謂“燒錢”補貼單。

據調查發現，不同平臺的補貼政策差異略小，像三巨頭經常做的義診活動，一般只限定24小時的定向圖文問診，一單給予醫生5元左右的補貼。

沒有形成專門的慢病管理盈利模式

前面說到，在需求側，慢病和其他病種的主要區別之一在于，患者強烈的院外長期健康管理需求，在當前的線下醫療場景中沒有得到滿足。

在西方國家，慢病患者也存在長期健康管理需求，這主要是通過社區全科診所、家庭醫生、和與保險機構綁定的醫療機構三種模式來解決。不難看出，三者的核心都是通過分級診療解決有限醫療資源的配置問題。

當前，互聯網醫療平臺針對長期健康管理也做出了一些應對動作，比如部分平臺推出了家庭醫生服務，或者將智能穿戴設備和平臺關聯來實現實時的健康數據監測，或者在醫生端推出病例病程管理的功能。

但實際上，這些功能還非常有限，和各家公司招股說明書的愿景相去甚遠。比如，智能穿戴設備種類和功能比較少，常見的只有有血糖儀和智能手環；再多的產品功能也要配合高效率的醫生運營和醫生教育，這給平臺的運營造成極大的壓力（更何況這個部門還難賺錢呢）。

其實最本質的問題是，雖然理論上慢病管理不依賴醫生的品牌效應，但是在患者的風險厭惡心理驅動和平臺的補貼下，患者還是傾向于在平臺中向明星醫生問診，這就無法真正促進分級診療的形成。

從患者角度，互聯網慢病管理將患者觸達明星醫生的機會變得扁平，進而使得問診流量向三甲醫院頭部醫生匯聚，加劇了醫療資源的擁堵；從醫生角度，額外入駐線上問診平臺無疑加大了醫生的工作量；從平臺角度，平臺傾向于給予明星醫生更多的算法傾斜，這也就使得患者向此類醫生問診的概率加大。

總體而言，在慢病管理方面，互聯網醫療能做的還非常有限，既沒有形成專門的盈利模式（做的還是普通問診，依靠傳統的賣藥獲取收入），也不能解決當前的慢病管理醫療資源配置問題。

平臺提供的慢病管理服務同質化嚴重

在中國，互聯網慢病管理業務還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市場集中度還比較低，各種慢病管理企業同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但當前市場提供的慢病管理服務同質化問題比較嚴重。

主要表現在：從業務架構上，基本都包括醫藥醫械自營和線上問診兩個大模塊；從具體問診模式上，都包含定向問診和非定向診，定向問診又基本都包括圖文問診、語音問診和視頻問診；從醫生資源上，雖然不同平臺的醫生數量存在差異，但是活躍醫生在不同平臺交叉上線的情況普遍存在，還存在不同平臺爭搶明星醫生資源的情況（前面講到現在的互聯網平臺是缺乏流量的，所以平臺都希望借助明星醫生流量，進行線下患者的線上轉化）。

不可否認，很多企業正利用自己獨特的業務基因，打造自己差異化競爭優勢。阿里健康利用中信21世紀業務基礎做藥品溯源，平安健康的“商業健康險+慢病管理”商品組套，京東健康成熟的物流體系持續為醫藥、醫械供應鏈賦能。

但是由于各種原因的限制，這些差異難以如愿產生所謂競爭優勢。舉個例子，平安的“商業健康險+慢病管理”模式，看似和美國慢病管理巨頭Livongo采用的商業模式類似，但是在中國，基本醫療保險和大病統籌才是主要支付方，保障型商業保險還在萌芽期，這種組套如同“隔靴搔癢”。而醫保的打通又是一個復雜的長期過程，這中間牽涉到醫保控費、醫保政策地區差異和醫保線上結算等各種問題。

盈利困境應如何破局？

線上問診的核心在于醫生的資源，而醫生資源是有限的。已經建立起來的“醫生帝國”，對企業來說無疑是堅固的“城池營壘”；而藥企作為整個產業的上游，則是互聯網醫療企業最大的“付費方”。但對于互聯網慢病管理企業來說，其道路不應只有問診和售藥兩種盈利模式。

深入慢病管理核心業務，積極構建慢病管理生態

以單病種起家的互聯網慢病管理企業，可以積極開展更多類型的醫療服務。以硅基智能為例，其研發的產品“糖網AI輔助診斷軟件”布局在線下體檢機構，幫助有風險患糖尿病的人群進行前期篩查，該軟件產品已在2020年取得了三類醫療器械注冊證；同時，其在硬件上積極發力，研發連續血糖監測（CGM）硬件產品，對目標人群的血糖進行實時監測，全面覆蓋血糖監測。

跳出思維定式，明確企業定位

對比互聯網企業，藥企無疑更能挖掘“醫療服務+藥品”的延展價值，而如何利用數字化的手段，提高服務效率則是互聯網企業需要思考的。雖然醫保在互聯網上全面打通可能“指日可待”，只從藥品流通、配送的角度或只把自己當成醫藥銷售渠道商或許有些“大材小用”。對于互聯網企業來說，如何揚長避短，將技術與醫療服務最大程度的結合，服務于企業和患者是互聯網慢病管理公司需要考慮的問題。

過去的短短幾年，互聯網通過高效率整合低效率，實現對傳統行業的跨界顛覆的例子數見不鮮，但是這一次互聯網能否解決我國傳統慢病管理面臨的痛點，還是個未知數，需要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