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 張海冰 朱長征

最新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讓全國人民不約而同地把視線轉向粵港澳大灣區：過去十年大灣區城市新增人口2183萬，不但人口流入最多，人口結構也最年輕、最有活力。如果將大灣區9+2城市視為一個經濟體，其經濟體量已經與俄羅斯或韓國相近。然而，大灣區經濟發展也存在著明顯的失衡，西岸城市的GDP總量只有東岸城市的1/5——大灣區東、西兩岸城市的要素稟賦相同、政策環境相似、地理位置相近，過去為什么經濟發展會如此失衡？如今造成西岸城市“跛腳”的客觀因素和深層次的主觀原因是否已經消除？未來的大灣區，會沿著原有的慣性成為一個越來越“跛腳”的巨人，還是能夠通過戰略調整，實現更平衡的發展？

快速奔跑的大灣區，卻是“跛腳”的巨人

將粵港澳大灣區的9+2城市按照圍繞珠江口的地理位置分組，東岸城市指深圳、香港、東莞、惠州，北岸城市主要包括廣州、佛山、肇慶，西岸城市包括珠海、澳門、中山、江門，就會發現大灣區東西兩岸的發展失衡早已經越來越嚴重。東岸城市創造了大灣區55.64%的GDP，北岸城市占32.9%，而西岸城市的貢獻只有11.46%——只有東岸城市的1/5。

以深圳和香港為核心的大灣區東岸增長極，以廣州和佛山為核心的大灣區北岸增長極，都已成為拉動全國經濟的火車頭、高端產業和新興產業的聚集地、全球要素的強大引力場，但西岸的澳門、珠海、中山、江門等城市不但經濟體量小，發展水平和發展觀念落后，在各項指標上均無特別拔尖，合起來也沒有形成真正的經濟增長極。

從廣東省各地級市2020年本地生產總值（GDP）規模可以看出，排在前五位的均為東岸和北岸城市，西岸的珠海、江門、中山不僅在省內排在第六至第九名，在全國也分別排在第72、82、84位，與河南許昌市、江蘇宿遷市、廣西柳州市大體相當。

由此可見，粵港澳大灣區雖然經濟總量大、人口流入多、產業結構好，但在區域上卻存在著明顯的短板——西岸城市與東岸城市差距巨大，讓大灣區成為 兩條腿一長一短的“跛腳”巨人。

如同中央高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廣東省也一直重視珠江口西岸城市。早在80年代的第一批四個經濟特區中，珠江口西岸的珠海就和珠江口東岸的深圳各占一席；2009年，國務院正式批準實施《橫琴總體發展規劃》，將橫琴島納入珠海經濟特區范圍，要逐步把橫琴建設成為“一國兩制”下探索粵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區；“十三五”期間,廣東省委、省政府賦予江門打造“珠江西岸新增長極和沿海經濟帶上的江海門戶”的重任；2018年，廣東省委、省政府出臺《珠江西岸先進裝備制造產業帶布局和項目規劃》；2021年，又出臺了《關于支持珠海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化經濟特區的意見》的重磅政策，但為什么大灣區兩條腿一長一短的差距，似乎越拉越大了呢？

曾經“躺平”的珠海，能否錘煉成新增長極？

究竟哪些原因造成了大灣區東西兩條腿一長一短的“跛腳”狀況？

以大灣區西岸的珠海市為例，如果把時光倒退到上世紀80年代，那時候的珠海人一定不會相信它有一天會被深圳甩開如此大的差距；即便時光倒退回90年代，當時的珠海市委梁廣大先生也始終在大刀闊斧地推動改革，企圖與深圳比肩起飛；1992年，珠海還曾經頂住各方面的質疑，用價值百萬的住房和汽車重獎有貢獻的科技人員，在全國形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將近30年過去，盡管中央和廣東省也多次出臺政策激勵，但珠海似乎“躺平”已久——“如果只與自己的過去比較，變化還是很大的”，“躺平后，一切順其自然”。

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又是什么原因，讓珠海從心氣上放棄了與大灣區東岸深圳特區的競爭，從心態上徹底地“躺平”了呢？這既有主觀原因，也有客觀原因。

首先是差距的擴大造成了心態的變化，如果把珠海和起點相同、面積相當的深圳做一個對比就會發現，其發育遲緩的問題的確很嚴重：同為1980年代首批對外開放的特區城市，2020年深圳市GDP達到2.77萬億元，已居全國第三，而珠海經濟總量只有3482億元，僅為深圳的1/8。同為移民城市且面積相當，珠海的常住人口還不到深圳的1/7。不僅如此，珠海還被珠江東岸的東莞、珠江北岸的佛山遠遠甩在后面。

面對與深圳等城市越來越大的發展差距，珠海開始出現追求 “小而美”、“小確幸”的聲音，認為城市節奏慢、適合生活也不錯，至少是宜居而健康的。如果擁有美國硅谷那樣的自然條件，比鄰香港、深圳、廣州這些產業和市場聚集地，甚至還是對外開放的特區城市，卻只能與地處內陸的山東菏澤市、河南許昌市等城市相比；若置于江蘇省內進行排名，只能在13個地級市中排在第12名，居蘇北的淮安市之后——雖說沒有什么明顯的“病理”指征，但這樣的經濟發展成果，難道不值得深刻反思嗎？這樣常年發展滯緩的經濟體，能算健康而充滿活力嗎？

當然，珠海一度放棄與深圳，乃至國內一線、二線城市的競爭，也不是沒有客觀原因。開放之初，如果以香港為產業、資金、技術、市場等動力的傳播源，那么珠海等大灣區西岸城市的確處于交通末梢和產業傳播末梢。而從1980年8月珠海特區成立，到1999年澳門回歸，直至今日，珠海等大灣區西岸城市一直寄望于澳門為它帶來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產業、資金、技術、人才等諸要素，但是這種良好的愿望始終沒有變成現實。

誠然，最近幾年珠海在中央和廣東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也開始“凝心聚力、擰緊發條，重整行裝再出發，深入推進二次創業”，出臺了《全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國際化經濟特區的工作方案（討論稿）》，但就目前來看，在區位戰略上尚沒有找準最優解，在產業規劃上還是面面俱到，在推動改革開放上還沒有展現出類似深圳“敢為天下先”的作為和魄力——如何錘煉成大灣區的另一新增長極，還是亟待破解的課題。

政治與經濟：一分為二看澳門

如果說改革開放之初，由于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有限，讓人們會想當然地認為港澳臺、新馬泰都是產業發達、資金充裕的地區；40年后，難道還分不清哪些地區是經濟發展的引擎，哪些地區的重要性“政治意義大于經濟意義”？

澳門重要不重要？當然重要。澳門的發展關系到“一國兩制”成功實踐，關系到祖國統一大業的順利推進，澳門還承擔著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作用和多元文化交流的功能，在新時期對外開放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對大灣區來說，如何讓澳門更好地服務和融入構建發展新格局，對于珠海而言，如何“促進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化發展”，都是重要的政治任務。

然而，一個城市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很容易與它在經濟上的作用混為一談。從經濟規模看，澳門2019年的GDP總量約為3800億元人民幣，與珠海大體相當，2020年因新冠疫情沖擊經濟總量大幅低于珠海；從產業看，澳門高度依賴博彩業及相關的旅游業，博彩業在GDP中占比達到50.9%，加上商貿、旅游等第三產業占95.7%，第二產業只有4.3%；從地理縱深看，澳門地域狹小，陸地面積僅33平方公里，是香港的1/34，是珠海1736平方公里的一個零頭；從人口總量看，澳門人口60多萬，只相當于北京市天通苑和回龍觀兩個社區的規模；從科技水平看，2019年澳門專利有效數量為789件，而深圳為575,251件。

因此，只有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將澳門的政治上的重要性與經濟資源上的有限性一分為二地看待，才能更加準確地厘定澳門和大灣區的關系。反之，不但會影響珠海自身的發展，也不利于澳門的產業多元化進程，更會影響大灣區西岸的平衡發展。

在對澳門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地理空間、市場規模、人口規模、科技水平等經濟指標的客觀認識基礎上，我們應對澳門的經濟作用做出更合理的預期，不可依賴和過度透支其經濟資源。大灣區西岸城市，既不可能承接澳門的博彩產業，也很難從澳門承接高端制造業或高端服務業的產業轉移，甚至也不能獲得資金、技術、土地、市場等方面的協同效應。如果對以上問題沒有清醒的認識，就會讓珠海等西岸城市過多地把引入資源視野囿于澳門，反而忽略了來自香港、深圳、廣州、佛山，乃至全國、全球的資金、技術、產業和市場機會，

2020年以來的疫情沖擊下，澳門GDP下降56.3%，凸顯了其以博彩、旅游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內在不穩定性。然而，澳門歷史上也曾經探索過貿易、加工制造、金融等各種產業，但因地理空間有限、人口總量少，難以承接大產業聚集和資源投入，因此最后才形成了前述比較優勢產業。目前這樣的產業結構特征，雖然不是依據經濟規律的主動選擇，但也是多種因素和歷史進程共同作用下不得已的選擇。這充分說明，未來的澳門各項經濟和政治目標的實現，單純依靠自身力量甚至橫琴的實驗、珠海的支持都是不夠的，只有以香港、深圳、廣州為大灣區的核心引擎，全力促進大灣區東岸、北岸城市的優勢資源與西岸城市對接，讓大灣區西岸城市發展得更快、更好，才能為澳門帶來的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資金流，促進澳門經濟的適度多元化，更好地探索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

若隱若現的新比較優勢，能否被發掘？

經過四十多年的基礎設施建設，大灣區西岸的交通條件已經大為改觀，周邊的產業和要素聚集情況開始逆轉，西岸城市的新區位優勢若隱若現——遺憾的是，這種若隱若現的新區位優勢，目前還沒有被充分認識，也沒有被大力發掘。

在傳統制造業發展起步階段，區位優勢主要取決于是否臨近資金、技術、原材料、能源和勞動力等要素供給地，是否擁有便捷的水路或陸路交通，是否能夠承接產業轉移，是否臨近國外或國內的巨大市場等等。在改革開放以來的40多年時間里，正是上述區位優勢支持了大灣區東岸和北岸城市的大發展，巨大的產業聚集和虹吸效應使資金、人員等各種生產要素都向深圳、廣州等核心城市聚集，而西岸城市卻發展緩慢。

然而，區位比較優勢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會隨著產業發展階段、交通條件變化、要素價格變化而動態演變。

近幾年，大灣區內部的東岸、北岸增長極已經從產業聚集階段發展到產業擴散階段，從產業擴散效應來看，最近幾年港深增長極和廣佛增長極對東莞、惠州的產業擴散效應已經十分明顯；從大灣區要素流向看，各種資金、技術、人才等可流動生產要素都在沿著最佳交通路線尋找邊際產出更高的機會，有些生產要素流向已出現逆轉。

此時的大灣區西岸城市，如何認識和發掘這些若隱若現的新區位優勢呢？

從交通條件變化看。2012年廣珠城際鐵路開通后，廣州往來中山、珠海之間的高鐵只須半小時至1小時，城際大巴或自駕車也1小時可達。珠江東西兩岸之間，港珠澳大橋、南沙大橋（虎門二橋）分別于2018年和2019年開通運營；原計劃2024年建成的深中大橋有望提前建成通車，深圳寶安區與中山市半小時可達；未來深珠通道打通后，除了公路，人們還可以乘坐鐵路一站往來大灣區東西兩岸……東向深圳、香港，北聯廣州、佛山的交通打通后，向西岸城市的產業轉移和要素擴散將更加便利。

從不可移動的要素吸引力看，雖然較低的房價和房租是大灣區西岸城市的一大優勢，但這未必能成為其吸引高端生產要素的主要競爭手段。事實上，如果把制造業對地租敏感度表示為10分，那么居民對住房價格的敏感度最多8分，而服務業對房價、房租的敏感度也許只有5分。因此，無論處于紐約、香港、上海還是深圳，服務業企業總部，絕不會因為房租價格因素而搬出上述城市，只有“較低的房租+較高的工資”，才能吸引人才的流入。相比而言，目前珠江西岸城市的服務業工資還是太低了，這也是過去幾年珠海很多大學畢業生不愿意留在珠海的主要原因之一——只有推動高素質人才的工資待遇提高，才能留住人才、聚集人才，進而聚集高端產業。

從高級生產要素和產業聚集效應來看，正如邁克爾·波特的競爭優勢理論所指出，到了發展以研發、設計為核心競爭力的高端制造業和以創新創意核心的現代服務業為主導的新階段以后，美好的自然環境、舒適的生活條件、較低的生活成本、優質的醫療教育資源、較低的人口密度和居住成本等因素，必然在吸引高級產業和高級要素方面展現出自己的優勢。

顯然，無論從交通條件變化，土地等不可移動要素的成本價格優勢，還是高級要素和產業的聚集效應來看，珠海、中山、江門、澳門等大灣區西岸城市都悄然站在了又一個歷史的十字路口。如何充分認識上述變化帶來的新地理區位優勢？如何挖掘產業擴散和要素流動帶來的新產業和要素比較優勢？如何吸引技術、資金、企業家也來這里尋求更高的要素回報、形成新的產業生態群和要素聚集地？大灣區西岸城市需要從區位戰略、產業選擇、深化改革等方面做出新的探索。

未來更“跛腳”，還是成為最具潛力的新增長極？

按照牛頓第一定律，如果沒有外力的干預和影響，事物一定會沿著它既有的慣性發展。事實上大灣區的大部分企業家和老百姓仍然更看好香港、深圳、東莞，而對西岸城市的未來表示漠然、懷疑、信心不足。長此以往，大灣區跛腳的畸形狀態不僅難以改變，還將會更加嚴重，最終影響到大灣區增長極的健康協調發展。消除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嚴重失衡的“跛腳”現象，提升大灣區增長極對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作用，需要新理念、新戰略：

首先，北向扎根，東向借力，南向支持

四十年風水輪流轉，大灣區西岸又到了作出戰略選擇的歷史關頭。傾四十年之力，已形成了新的區位優勢；歷經四十年等待，擁有了高級生產要素優勢，大灣區西岸產業協同方向，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來源并不在南向，而是已有的深圳-香港、廣州-佛山兩個增長極。如果依然將眼光囿于南向，就可能再次錯過戰略調整的窗口期。

從西岸城市的區位和產業優勢來看，中山的翠亨新區和珠海的唐家灣，既擁有一橋直通深圳的交通便利，又有人才和發展新產業的優勢，都是對接深圳-香港增長極或廣州-佛山增長極的重點高新技術開發區，應該給予重點支持。

大灣區西岸城市只有“北向扎根，東向借力”，才能更好地南向支持澳門的經濟適度多元化，為“一國兩制”實踐探索做出更大的貢獻。

其次，產業錯位發展，避免與東岸、北岸競爭，打造大灣區西岸特色軟產業群。

實事求是地說，大灣區西岸城市不僅在制造業供應鏈的完備程度上不及東岸的深圳、東莞或北岸的廣州、佛山，在集成電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產業集群方面，與上海、北京、合肥、南京、成都等地相比也已經失去先機。因此該地區在產業選擇上既不應當繼續邯鄲學步，模仿廣、佛、深、莞的優勢產業，也不應當再拷貝其他城市規劃中通用的“產業模板”。相反，不但要刻意避免與東岸、北岸城市形成競爭，而且還應該主動錯位發展，支持北岸、東岸的優勢產業，并與其形成互補關系，共同構成大灣區完整的產業生態群。

按照這樣的原則選擇的產業，仍然可以找到若干千億級的產業集群，并助力大灣區形成數萬億級消費中心和全球要素的強大引力場。

比如，以通用航空產業、智能駕駛、無人機、無人船等為代表的新產業，可以為東岸、北岸的新產業提供廣闊的應用場景，孕育著萬億的市場機會；以智能制造、軟件開發為特色的軟產業集群不但與東岸北岸的高端制造業形成互補，也有數千億產值的規模；以生物醫藥、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為代表的軟產業，不但有廣闊的市場前景，還可以彌補大灣區的產業短板，更好地支持北岸、東岸增長極的發展；以珠海情侶路、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百島旅游資源為特色的旅游和會展產業，不但不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形成競爭，而且與澳門等地互補，有利于大灣區打造形成萬億級的消費中心，助力大灣區形成全球要素的強大引力場。

最后，可比照浦東開發，設立“大灣區西岸經濟新區”，擴大橫琴粵澳合作區實驗成果，助力中國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今天的大灣區西岸，無論從新地理區位優勢、新要素比較優勢、周邊的產業集群，還是與東岸、北岸的差距來看，都像極了1990年代的浦東。歷史證明，在90年代初期特定的國際國內環境下，浦東開發向全國和外界發出了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強烈信號，加快了整個中國改革開放步伐，其所帶來的影響是全球性的、具有劃時代的歷史意義。在當前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國際背景下，中國亟需一個像90年代浦東開發那樣的戰略行動來探索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近幾年，橫琴在探索“粵澳深度合作”方面做出了很多深度改革探索，如高水平開放規則體系，高效便捷的要素跨境流動制度，重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的自主決策權，項目、產業、人才引進的合作機制，以及提升市場互聯互通水平等等。如果把上述粵澳深度合作區的探索成果擴大到整個珠江西岸經濟區，讓大灣區西岸扛起當年浦東開發開放、敢想敢干的大旗，不但可產生足夠大的政治影響和國際影響，還可以為新時期更高水平對外開放探索出豐富的改革成果。

因此，建議進一步擴大橫琴粵澳合作區實驗成果，比照浦東開發，設立“大灣區西岸經濟新區”，為促進大灣區的平衡發展、提升大灣區增長極的動能、為中國經濟構建發展新格局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滕泰為萬博新經濟研究院院長，張海冰、朱長征為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