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劉欽文?編輯丨蔡 真?來源 | 野馬財經

大家都在等待江蘇省委省政府的調查結果。

近日，前調查記者鄧飛針對兩人結婚證程序問題以及云南“小花梅”、鐵鏈女性和四川李瑩的現有特征等方面提出質疑，并表示已將信息提交給相關調查組。“財新網”報道稱“鐵鏈女”與李瑩母親曾兩度DNA比對不合。

“央視新聞”關于江蘇省決定成立調查組的微博轉發數已突破五十萬+，點贊接近150萬+，大眾對真相的渴求顯而易見。

圖源：央視新聞微博

徐州市豐縣八孩媽媽事件曝光后，拐賣婦女這條長久存在的罪惡產業鏈終于被再次攤開在陽光下。深扒之后可見，“小花梅”事件絕非孤例。

從豐縣出發，駕車約1小時30分鐘便能到達江蘇泗陽縣姜集村。2000年，姜集村因一起“中國最大拐賣婦女案”也曾引起大范圍關注，《檢察日報》“中國新聞網”《中國婦女報》等多家媒體在報道中稱之為“拐賣婦女第一村”。

來源：高德地圖

1992年到1998年，姜集村的鄭氏三兄弟從云南、貴州勞務市場，以招工、找保姆為名，以優厚待遇為誘餌，連蒙帶騙帶綁架，將云、貴、川等地的婦女騙至姜集村，然后以3000-6000元的價格向周邊地區批發，販賣婦女買入地涉及江蘇 、安徽、山東、湖南、新疆等地。

一來一往便能獲利千元，姜集村的其他人也紛紛瞄上了這門生意。除了鄭家人，在當時，姜集村的一百余戶人家中，除了兩戶人家，其余每家都有1-3人參與人口販賣。

經統計，鄭明月參與作案50起，拐賣婦女104人；鄭明亮參與作案26起，拐賣婦女56人；鄭明光參與較少，參與作案5起，拐賣婦女7人。經查實，姜集村拐賣人口集團涉案犯罪嫌疑人210名，涉及被拐賣婦女560人。其中年齡最大的22歲，最小的只有16歲，部分婦女在拐賣過程中受到人販子強奸和虐待。

最終鄭明月、鄭明亮等六名主犯判處死刑，其他十二名案犯分別被判處六年有期徒刑至無期徒刑。據此前通報顯示，八孩媽媽小花梅便是在1998年從云南被帶至江蘇，與姜集村的販賣鏈條一致。

六子中四子被賣，獲利5.6萬元

有人靠拐賣婦女為生的另一面，則是被拐婦女深陷其中，有人被折磨到精神異常、生活不能自理，眼睜睜看著孩子被賣，有人因不屈服被折磨致死，還有人在反抗過程中失手殺人，處境從深山變成了監獄。

在裁判文書網上以“拐賣”“死亡”為關鍵詞搜索，共能得到895篇文書。

圖源：裁判文書網

像豐縣八孩媽媽類似的遭遇并不少。2017年就有一位女性和小花梅一樣被“撿走”，隨后按照一年一個孩子的頻率生下6個孩子，其中2個孩子死亡，4個孩子被父親賣掉。

據湖南省茶陵縣人民法院2017年3月發布的一份判決書顯示，寧某兵2006年趕集時在街上撿到一位女性如某（患有精神疾病），如某由于精神疾病不能與人進行正常交流，生活不能自理，生活各方面都需要寧某兵幫忙。

寧某兵自述，帶回家后其和“如某”一共生育了六個小孩，其中2個小孩死掉了，還有4個小孩被賣掉了，賣掉的4個孩子為3男1女。2009年冬天，如某生下一個男孩，2010年，寧某兵要將小孩賣掉，聽到消息后譚某找上門來，以6200元的價格帶走男孩，寧某給了小孩的生辰八字，并出具一張收取營養費的收據。

2015年10月，寧某兵又準備將如某生育的一個八個月大的兒子賣掉。最初要價10萬元，陳某到寧家后，與寧某兵討價還價后以5萬元的價格買下了該男孩。據寧某兵表述，“賣得的錢作為其自己與‘如某’的生活經濟來源。”

“拐賣婦女、兒童的行為往往具有隱匿性，一旦被拐走，婦女和原來的家庭、社會所割裂了，拐賣者采取很多手段，甚至惡劣的違法行為讓婦女兒童不能逃走，無法反抗，尤其是被拐賣到比較偏遠的地區里，農村里的文化體系和城市里的完全不一樣，無論是婦女還是孩子，當進入到當地這樣的父權家庭，完全是由男人主導，男人做了什么，如何折磨進行任何違法行為外界是很難及時介入并取證的，很多強奸、傷害等罪行，都被隱藏在家里，完全看不到。”北京周泰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侯愛文表示。

但遺憾的是，在該案件中，由于現有證據只查明寧某兵拐賣兩名兒童的罪行，另外兩名兒童的行蹤至今不明，最終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并處罰金五萬元。

圖源：裁判文書網

“拐賣的行為會讓女性被剝奪愛情、親情、健康、希望等等本該屬于她的美好。同時也是對女性權益和尊嚴的徹底踐踏，是對女性人生幸福的徹底剝奪，同時這樣的家庭也不可能完整，人格會扭曲，孩子們在這樣的家庭成長身心也不可能健康。”侯愛文表示。

被拐后的命運之一：遺棄、自殺、被殺

除了生活不能自理的精神異常女性外，還有許多女性在被拐后，強迫賣淫、嫁為人妻、淪為生育工具。

據2016年9月四川省瀘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發布的一份裁判文書顯示，2015年5月16日，熊某均通過楊某某介紹，將一名懷孕婦女唐某容以1.5萬元的價格賣給夏某甲為妻，2015年6月，唐某容在夏某甲家中產下一名男嬰。

生產后的唐某容并未得到應有的照顧，而是完全被忽視。唐某容因褥瘡形成引起繼發肺部感染、肺炎、肺膿腫形成，最終呼吸功能衰竭伴中毒性休克，于8月22日死亡。

據《關于打擊拐賣人口、解救婦女兒童的情況報告》記載，該縣被拐賣的婦女中，有9名因抗拒成婚，不堪受辱而自殺。在大人鄉徐莊村、王井鄉王皮村，兩名少女都是在賣身的5天之內自殺的。至今尚未查明死者的身份和地址。

姜集村拐賣案件中，1995年6月，19歲的貴州女性甘某被拐賣給淮陰市袁集鄉農民姬某為妻，因無法忍受虐待，甘某先后三次逃跑，有一次甚至逃到姬某鄰居家的床底下，但均被姬家人抓回，甘某曾在姬家三次自殺未遂。

來源：易維視圖庫

有的女性在生前則遭遇了非人的虐待，甚至連自殺都無法選擇。據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2021年8月發布的一份刑事裁定書顯示，2009年9月，高某濤伙同李某甲將豆某某從家中騙出，先是對其進行了一番毆打，隨后又帶至一處小樹林，兩人輪奸了豆某某。輪奸后不算結束，當晚及次日，二人又先后將豆某某帶至李某乙處以及郟縣三郎廟，欲將其賣給他人讓豆某某賣淫，但未成功。

豆某某不是遭遇高某濤黑手的唯一一人。9月18日高某濤和李某丙相遇，高某濤以李某丙曾經罵過他為由對其進行毆打，后又將李某丙強奸，強奸后持刀割開李某丙喉嚨，又連捅數十刀，逃離現場。

“有時候法盲比文盲更可怕，從目前披露的這些案例來看，還有此前豐縣被拐賣的婦女想要離婚居然被拒絕，當地的執法人員知法犯法，對法律和婦女權益沒有基本的尊重，對法律沒有敬畏感。違法執法讓被拐賣的婦女受盡苦難也不能逃離罪惡深淵，承受更多的痛苦。”侯愛文表示。

被拐后的命運之二：因反抗殺人，從深山到監獄

被拐賣后，難以逃出深山似乎已成為共識。此種情況下，也有女性因想要逃跑而失手殺人。

據山西省大同市中級人民法院2018年發布的一份判決文書顯示，2003年王某通過本村的劉某以6600元收買蔣某為妻，被拐賣時蔣某為未成年，為了防止蔣某逃跑，王家人輪流對其進行看管。

2003年10月10日上午，王家三人出地干活，蔣某與王某的母親在院子里干活，隨后進屋看電視，蔣某祈求王某母親，表示“我想回家”，王某母親回答，“你想跑”，便緊緊抓住蔣某胳膊。蔣某掙扎間將王某母親推下床使其摔昏，見其暈倒蔣某取出繩子準備將王某母親綁住，捆綁期間，王某母親蘇醒，兩人纏斗起來，蔣某用繩子勒住王某母親的脖子，直至王某母親不動彈，后又用繩子將王某母親綁住，并用一塊手絹塞住嘴后逃離現場。

蔣某本以為沒有人追自己，應能逃離生天。但在逃離過程中，被同村張某的媳婦發現，其跑到小賣部用喇叭喊道，“王某快回家，媳婦跑了”。村子里的張某聽到喇叭，又見到一個陌生的女人跑到公路上見車就攔，于是上前，不讓司機帶走蔣某，隨后王家人趕來，一起將蔣某帶回王家，發現王某母親已死亡。

蔣某最初因故意殺人被判處有期徒刑14年。

圖源：裁判文書網

“法律明確規定有正當防衛權，還有一種是特別防衛。特別防衛，又稱為“特殊正當防衛”、“無過當防衛”、“無限防衛”。是指公民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所實施的正當防衛行為，沒有必要的限度的限制，對其防衛行為的任何后果均不負刑事責任的情形。我認為拐賣行為是危險犯，伴隨著強奸傷害等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行為，而且女性在身體對抗方面是弱勢，一旦被拐賣后果不堪設想，所以被拐賣過程中反抗，我認為是符合條件的。但是在我國正當防衛實踐中運用很少，主要證據取證方面受限，如果證實被告人此前遭到嚴重侵害的證據不足時，一般會按照防衛過當來處理。”侯愛文解釋。

后經蔣某上訴表示，其行為并未故意殺人，只是為了想跑。“蔣某系未成年女性，被從相隔數千里之外的陜西安康拐賣到山西渾源縣為被害人之子為‘妻’，本已身心受到嚴重侵害。舉目無親，渴望回家，但其被嚴加看管，無法脫身。在當時的情形下，上訴人作出合法行為的可能性相對較小。”經法院二次審理后仍認定為故意殺人罪，但改判為3年。

除了出現在裁判文書中的女性，還有許多“非正常死亡”的女性出現在媒體報道中，2016年至今，經媒體報道豐縣出現女尸的新聞也有數十起。2022年1月18日，據北青即時報道，徐州豐縣一年輕女子抱著孩子在梁寨淵子湖跳湖。女子的遺體在1月16日被打撈上岸，嬰兒的遺體是17日上午10點多發現的。

救援隊員介紹，淵子湖湖面寬闊，救援隊通過聲吶定位后，隊員乘坐沖鋒舟打撈上嬰兒，但僅兩個月大的嬰兒已不幸死亡。經調查，女子是自己抱孩子跳湖，兩人均已死亡。

江蘇省成立調查組調查解救豐縣八孩媽媽不應是終點，而是保障婦女權益、打擊拐賣行為的起點。對于“拐賣婦女第一村”和豐縣你有何看法？歡迎下方留言討論。